这本《无知的教师》在法国出版三十几年来，我每见它又有一种新的译本出现，总有特别的感情。我也不免会遇上中国读者拿起这本书时会有的疑问：今天对他而言，一个十九世纪初的法国离奇教育家的故事、这个在本国旋即被人遗忘者的故事，还有什么意义？

而答案或许就在这个问题当中。如果说这本《无知的教师》在1980年代的法国出版时反响平平，但今天却存在于众多的语种里，从阿拉伯语、韩语、瑞典语直到亚美尼亚语，这就是因为，它的现实性不在于某种教人学习语言的教育方法。它的现实性，就在于它的离奇：它间离于各种良性的教育方法，也间离于我们对各种社会的秩序与演进的思考方式本身。雅科托不属于那些教育改革家，不像他们留下著作供后人去分清可用的方法和乌托邦设想。他远为激进地对教育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互相关联重新提出质疑。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生活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波后，此时的欧洲提出一种政治和社会构想，它可以总结为：完结革命，而“完结”^[1]有着两重意义：终结革命所引起的反复动荡和种种热望，转变各种机构和人们的心态，以这必要的转变来扼制革命的暴力；走出平等的狂热追求与革命乱局的年代，为各种社会和政府构建一种现代秩序，以此沟通两者：进步——让社会不陷入停滞，与秩序——让社会摆脱不断的危机。而要沟通秩序和进步，人们自然发现，其模式就在一种象征两者结合的机构中：教育机构。在这个实质性与象征性的场所，权威的行使与子民的服从在原则上的目的，只是促使这些子民在进步中达到他们能力的极限：让多数人学会课程内容，让优秀者习得能力转而成为教师。

十九世纪的欧洲精英人士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现代秩序：它建立于有知者对无知者的权威，并且争取力所能及但适合而止地削减两个群体的差距。1830年代，法国这个最彻底地经历了大革命的国家，也由此认为自身尤其需要构建一种合理的现代秩序以完结这场革命，其核心主题于是成了教育^[2]：由受教育者负责培训精英、治理社会，同时开展某些教育形式，向民众提供必备且足够的各种知识，让他们以自身的步调去弥补差距，以免他们无法缓和地融入这种基于科学指导与良性政府的社会秩序。教师要依照一个适应粗粝智力的水平而循序渐进的进步过程，将自身掌握的各种知识传递到那些对此不知者的头脑中。对于当时的精英们来说，教师既是基于哲理的范式，也是符合实际的中介，可以将民众带入现代的社会和治理秩序。民众教育是两种人的主题词：追求秩序者想让民众受过教育有所敬重；追求进步者想将知识作为巩固自身权威的利器。正是在这个节点上，雅科托对他的时代以及我们的时代发出了他彻底不同的声音。

他提醒人们的是：学校和社会声称要逐步缩减的差距，实际上是它们自身赖以生存的、并不断延续的差距。谁若从不平等的状况出发，将平等作为目的，就只能将平等无限推迟。教师告诉学生，如果听懂了他的讲解，某一天就能在知识上与他平等。但这种讲解，作为缩减无知者与知识的间距的经验主义手段，其作用完全相反：它是象征性的社会装置，不断地再造着学生的无知，而且，它不仅形成了对教师的依赖，更建立了对各智力不平等的深信。无知者每次发现的都是一道鸿沟，它隔开了通过讲解才能求知的人、掌握着讲解这门学问的人。同时他也忘记了，他听懂讲解的前提是他懂得教师的语言；而且他学会这门语言、他的母语，并没有靠教师讲解人，只是通过去听、去猜、去复述周围人的口中说出的各种话；而且知识不会从一个人脑中来到另一个人脑中：教师首先是一个讲话的人，而学生首先需要去翻译这些话并作为己用。平等不是必须期待的东西，不是需要等待的结果。它总是已经存在着，即使人们不愿正视它。如果没有平等，甚至不平等也无法讲出自己的道理。一个低等者如果服从某个指令，必须先要懂得派来的指令，还要懂得自己必须服从它。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平等于自己的主人才能去服从他。这种含义，就包含在雅科托的惊人公式中：所有智力皆为平等。这不是说各个头脑的各种成品都有同等的价值，而是说智力在其各种展现中都是同样的。这不是确证某项积极的真理让人们相信，而是提出一种假设让人们去努力检验，提出一条准则来指导智力的使用。我们在思考、言说和行动时必须假定所有人共有同一种能力。

平等不是目的，它是一个起点。这就是约瑟夫·雅科托所宣告的空前未有的革命。我们不能从不平等到达平等。我们只能从这一端或那一端出发，根据这个起点形成逻辑。从不平等出发的这种做法，出自各种社会的通常秩序，也出自那些进步论者和革命者。他们期待让一批受教育的先锋力量运用社会科学，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自由与平等的世界。但另一条路还有待尝试，它的出发点是平等，是每个人都能行使检验的同等能力，而这只要他承认并有意运用这项能力。但这种意志不是自然成立的。这其中原因不仅是它被各种社会机构的规制所束缚，而且在过去和未来，它都易于顺从有知者的权威，之后最多是反过来蔑视那些人的知识。社会通常的运行状况不过如此，它让支配者和受支配者交换歧视。为了打破歧视的循环，我们就需要这种独特的行动，它就是雅科托所说的智力解放：下决心去出发，去行使自身的知性能力，并在行使中坚持它是属于所有人的能力；下决心去让自身举止如同平等世界的居民；让男女众人努力穿过各种事物和符号组成的森林，作出自身的知性历险，让自己被他人看作、并也将他人看作恒久劳作的探究者和艺术家，而非那种只学会了指挥与服从、逢迎与歧视的存在。这种检验劳动从不能保证产生结果，但它创建的是那仅有的值得我们投身其中的共同体形式。所以，智力解放的理念显然不止某种教育方法。它之所以涉及教学活动，是因为通常的教学关系典型地体现出不平等的逻辑。但是，智力不平等的社会机构绝不限于学校范围内。它呈现在各种社会关系的表层，它无论在哪里，都会让言说交流在形式上划分角色，将人分为下令者和服从者，并且也分为指导者和跟随者、劝诱者和共识者、告知者和获知者、世界状况的讲解者和这套讲解的接受者。也正因此，它绝不限于昔日欧洲关于智力的一桩奇谈，而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现状。我们的世界多少次失败于那些精英有知者应用社会科学以求平等之结果的尝试，现在分化在两种逻辑下：一种是强硬的不平等逻辑，它来自国家、资本或军阀，带有种族、宗教或其他因素；一种是缓和的不平等逻辑，它用一所大型学校的模式来理解世界。在这涵盖全球的学校里，人们分出那些优秀学生——某些个人或国家——因为他们内化了利益竞争的各种法则，也分出那些落后学生，因为他们无法摆脱那些“跟不上时代”的社会形式和那些“落后于时代”的理念^[3]。各种政府转变成教师讲解人，讲解着一套世界通行的逻辑，将此作为无可更动的科学必然性。各种媒体在宣告任何事件时都为它附加讲解，只为更好地演示出各种公共事务已经多么的复杂，只能靠有知者来主导。各种学校系统的不断改革，都是为了证明教育机构和社会经济机构之间那奇迹般的协调性还持续存在着，于是对那些在这协调中经历种种挫折的人，也更让他们知道他们失败的责任全在自身。但正是在这不平等看似已到处盛行的世界形势下，解放的理念又找回了它矛盾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甚至就来自它的非现实性：它间离于各种支配形式所指定的存在方式与思考方式；它的实验性特点总是待人再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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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结（achever），在法语中意为“完成”或是“终止”某事物。——译注

^[2] 法国公共教育部（ministè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于1828年正式成立，后转为现今的法国教育部（全称法国国民教育与青少年部）。——译注

^[3] “跟不上时代”（dépassé）的社会形式和“落后于时代”（arriéré）的理念，是著者借用法国媒体对罢工运动和左派理念常作的负面用语以作反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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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无知的教师》，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